肆、答客問

  • 與「情治單位」的纏鬥經驗

環境運動搞了二十幾年,從戒嚴到解嚴,從國民黨到民進黨,和情治單位的過招真可以寫成一本書;警方、調查局、警總等等,跟我的「往來」都很密切,除了無所不在的監控外,「聊天」、約談、黑函,甚至將我列入「環保流氓」,手段也無所不用其極。

1986年反杜邦的時候,因為還沒有解嚴,氣氛自然特別緊張而詭譎。鹿港分局的刑事組長陳嘉柏,便對我特別地「關照」。他不敢對李棟樑不客氣,「柿子撿軟的捏」,結果任何風吹草動就都會找到我頭上。而我應對的方法,則是針對他們問的問題盡量「實問虛答」,顧左右而言他,小心翼翼不要落入法律層面的陷阱,結果他們也只好「咬牙」。

「624」,我們當著警方的面走了起來,演變成台灣第一場為反公害走上街頭的示威遊行,事情當然大條了!自此我們的一舉一動便全在情治單位的監聽當中;半年後的「1213」,我們以最高秘密、精心策劃,直闖總統府,讓情治單位顏面盡失,各種監控就更嚇人了!到最後我們才知道,包括警總、調查局、鹿港分局、派出所,整個情治系統全都在監控反杜邦這個活動;連我們幾個人到台中大里拜訪黃登堂、廖永來(三晃案),都在他們的掌控中。

期間我就經常被彰化縣調查站的人「技術性」的約談。因為他們已不敢像之前白色恐怖時那樣囂張,所以從來不用「約談」這個字眼,而是說,「老師,來泡茶喔!」地點也不在調查站,而是在調查站的員工宿舍。然後就天南地北開始五四三,「你看局長做得怎樣啊?」「你覺得我們的社會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嗎?」有的沒的一直在套話,時間則從傍晚持續到午夜三、四點,完全是疲勞轟炸,結束後再送我兩斤茶葉。我第一次被情治單位送茶時,回家後還特地報告老婆大人,「這是調查局送的茶,一定好!」茶是真的很不錯,不過應該也是別人送他們的。

警總的做法也差不多。當時他們不敢直接找我,還透過我一個外甥女婿(是鹿港國中的主任),就說,「姨丈啊!XXX說想找你聊個天。」我說,「好啊,聊天可以啊,不然就來我家好了。」我不敢跟我太太說那個人是警總的,否則她肯定嚇壞了,接著又要唸我,「你是怎麼樣?又幹嘛了?搞到連警總的人都來家裡了!」

又比如說,有活動時,由於都是鹿港北邊那邊最多人參加,當天警察就會故意跑去那邊泡茶。有幾次我就跟警方說,「你們是怎樣?去一趟台北是怎樣?這樣就去恐嚇人家?」「沒有啦!哪有恐嚇,是去泡茶啦!」「哼!去泡茶?一天去泡四次茶不會太頻繁了點嗎?」他們真的就是一天跑好幾趟,用這種方法來對那邊的人施加壓力。

到了1987年後勁反五輕的時候,當年雖然已經解嚴,但因為是政府要推動的「既定政策」,情勢上就更加風聲鶴唳了。《自立晚報》的林美挪就再三提醒我,路上開車一定要小心注意,看看是否有不明車輛在跟蹤。當時她是記者,或許是聽到了一些風聲;加上在早年,類似的事情的確經常發生在政治運動者身上。

結果,真的就有一次,我在劉永鈴家住宿,第二天早上發現我的車被偷了,我當然是報案啦。隔天我上台北參加反核遊行時,劉永鈴來電說車子找到了,但車子並不是警方找到的,而是被發現在離關廟派出所約一百公尺的地方。檢查之下,車上的音響被「剝」走了,這點還可以理解,但問題是車子的傳動軸也被惡意破壞,這就不是一般竊賊的行徑了。我因此高度懷疑是情治人員的惡行。

我在後勁一待就是十八個月,後來中油發現並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逼我離開,貴為國營事業的他們,竟然與情治單位聯手製造了一個大黑函來抹黑我,上面還有我身分證上的大頭照,然後廣發給我經常聯絡的團體、個人,還有我所有的家人、朋友跟親戚。這是一份「不名譽」的黑函,當然有很多不夠了解我的人就相信了。

「明」的對決我不怕,就怕這種「小人步術」從背後捅刀;我的個性也不會逐一去解釋,只好把這些事情都交由時間去證明。如今看來,黑函當然會造成一時的困擾,但只要持之以恆一直走下去,不要偏掉,到最後大家就會清楚你是怎樣一個人。

1990年,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長,他看台灣各地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已「嚴重影響社會秩序」,便指示檢警調等情治單位,以動員勘亂時期《檢肅流氓條例》來嚴辦環保、工運、農運「流氓」。據說,針對後勁反五輕,他們便列出了一份名單,我跟劉永鈴都在其中。其實,他們把我列入環保流氓我是不意外,但為什麼名列第二,而不是第一(劉永鈴名列第一),這點我倒是很不服氣。

中油公司到最後甚至還聯合黑道分子對付反五輕的鷹派人士,有人遭砸店、有人遭威脅。這是中油很高招的地方,他們把廠內的許多零星工程交給黑道分子承包,「略施小惠」以後就大有用處啦,真的出事了也可以撇得一乾二淨;這時倒不見情治單位出面處理,這是哪門子道理?

對於情治單位的騷擾,我的看法是:你就是要將自己「舞」到成一個氣候,當你「大尾」起來,他們反而比較不敢對你下手。

到了民進黨執政的時代,每年因為觸犯《集會遊行法》而被判刑的環境事件卻比國民黨時代還多,可見任何政權將人民視為洪水猛獸、暴民亂黨的心態,都是如出一轍的。過去民進黨長久詬病《集會遊行法》,執政了以後卻不予修改,反而拿來對付過去的街頭夥伴,也難怪環運/社運界要斷然跟民進黨劃清界線了。

  • 像社區工作般的「蹲點」

「蹲點」就是將環境運動「社區化」,到當地去住,跟當地人打成一片、生死與共,同時在當地找出「火種」,讓環境意識可以一直延續下去。

我曾經和很多朋友提過,一個專業的環境運動工作者,應該要和當地的鄉親朋友「融」在一起,跟他們生活、喝酒、打屁……,如果只是站在台北,用電話遙控指示,那不叫運動,那是下「指導棋」。這樣的心得,其實是後勁給我的。

反杜邦結束以後,我便決定要作一個「專職」的環運工作者。到了後勁,一方面是當地朋友的熱情,一方面是感覺反五輕的工程浩大,如果南來北往,會浪費許多時間,同時也失去了機動性,所以自然而然便「蹲」了下來。劉永鈴的西服店(後來改名「反五輕西服社」)是我的窩居,「木上座」(蔡朝鵬妹妹開的簡餐店)是我填飽肚子的所在。有得睡、有得吃,萬事解決,在這一方面,蹲點就沒有感覺到「苦」,也練就了我隨遇而安、「豬食狗睏」的本領。

其實,蹲點工作也是我的另一種學習。在晚上大家比較有空時,聊天的內容除了運動本身之外,可說是包羅萬象,我可以吸取當地的人文歷史、地理環境、風俗民情等等,這種「做中學」的樂趣,會排遣異地的寂寞、思鄉的情懷。我同時有一個體會,搞運動的人一定要能從別的事物培養樂趣,如果專心一意只在運動上,那就太辛苦了,運動生命也不會長久。

我在後勁一蹲就是十八個月,花蓮是常駐一年多;其他地方,有的是路程很短,有的是當地朋友認為沒有必要,或者無法提供住宿,有的是我評估不需要蹲點,諸如此類,蹲點的工作不是不長,就是免了。

但很多事情是一體兩面,在堅持蹲點的重要性背後,就是得犧牲家庭親情的經營。當然,還要有一個前提,就是孩子已經大了,老婆也可以自力營生;早年我就不免經常自責,自己確實是一個不及格的丈夫與老爸。因此在回鹿港以後,有幾次有女學員表達了愛慕的情愫,我都以無法當一個好情人而婉拒,同時告訴她們,我既沒錢又沒閒,但交女朋友是一種要花錢又要花時間的休閒活動。

俗語說,忠孝難兩全,我也並非喜歡「獨在異鄉為異客」,但在環境工作上,沈思之後而有離鄉背井的決定,就不至於有離鄉之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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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in: on 01/14/2010 at 4:38 下午  發表迴響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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