貳、反杜邦

  • 前言: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歷史地位

對台灣來說,鹿港反杜邦運動絕不只是「鹿港」反杜邦運動而已。

這是台灣第一場「預防性」反公害成功的環境運動、為台灣走出第一場反公害遊行、《集會遊行法》因它而生、鎮暴部隊(保四總隊)因之建置、衛生署環保局也加速升格為環保署

更有社會學者認為,鹿港反杜邦是衝破台灣威權體制、鬆動國家機器的開路先鋒,台灣後續蓬勃的社會運動就是由此展開,也間接促成了民進黨提早執政。

學者們的論述是:鹿港反杜邦的成功,鼓舞了窒悶已久的台灣社會,為長期被政治壓抑下來的諸多社會問題提供了反抗的勇氣及示範,後勁反五輕、宜蘭反六輕等等環境運動先後爆發,各種人民團體紛紛成立,甚至婦女、勞工、農民、原住民等其他社會運動也風起雲湧、百花爭鳴,一步一步迫使政府做出改革;如果鹿港反杜邦沒有成功,則台灣的社會運動恐將推遲十至二十年,而政黨輪替可能也不會那麼快速而平安。

除了上述的社會及政治效應,鹿港反杜邦也直接為環境領域開拓出更大的格局及成績,例如一再突顯「衛生署環保局」的位階太低,而有「環保署」的成立;對跨國企業污染輸出的抗議,而有對國土規劃與國際分工的檢討;對國內產業政策的抨擊,而有環境受害者普遍的覺醒。此外,「社區主義」、「市民主義」的實現,則贏得當政者對民意的重視。

鹿港反杜邦是一場草根群眾與國家機器的角力,經過它的洗禮,很多參與者也都改變了他們人生的方向。其中,盧思岳和范振國原本都任教於高中,反杜邦結束後卻辭去教職、浪跡台灣,投入各種社會改革工作;我也從此踏上環境運動的不歸路,南北奔波、上山下海二十年。反杜邦運動竟會造就「流浪漢」,這真是始料未及的。

我常說,我這一生,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,一是反杜邦之前,一是反杜邦之後。我這一生,也就是在反杜邦之後,才終於找到靈魂的歸宿、自我的定位。

  • 1986年的台灣

1960年代,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經濟成長,犧牲台灣土地,盲目引進美日等先進國家已無法生存的高污染、高耗能工業。在政府掩目縱容、法令付之闕如,企業又唯利是圖的共犯結構下,台灣的環境遭受空前嚴重的破壞。

1970年代,這些由工業污染所形成的環境毒瘡開始失控,一些零星的公害抗爭、自力救濟也隨之出現。但當時的行動仍不能算是環保「運動」,只能稱之為受害者的情緒反彈與發洩。

一直到1986年,鹿港爆發反杜邦運動,帶有完整的理念、目標、策略、組織等概念及元素的環境運動,才第一次在台灣出現。

1986年,台灣解嚴的前一年。當時的台灣在歷經二二八、白色恐怖以後,已慢慢脫離高壓統治的階段;總統蔣經國的統治手法,也不像以往那樣蠻橫;行政院長俞國華則是文官出身,對政策的推行相對比較溫和……,這些,都構成了鹿港反杜邦發生及進行時的大環境。

1986年,同時也是台化公司設廠彰化市,及台北市內湖垃圾山發生大火等等諸多環境事件發生的年代。那時候的台灣,沒有《集會遊行法》;所有的示威遊行、十人以上未申請的集會、批評政府的言論,都是違反《戒嚴令》等相關法規的;出版品必須通過審查;社團活動也有許多限制;而警察則可以否決所有合法申請的活動。

1986年的鹿港,擁有著百年老鎮的古蹟建築與文化傳統;對於中央政府以父權統治的心態,強迫鎮民接受高污染的跨國工業,相當不以為然;加上印度「博帕爾」市甫於1984年發生兩萬多人死亡的重大工安事件,彰化市台化工廠的污染也近在咫尺,更使鎮民對於污染性工業心有戒蒂。這些則是鹿港之所以會爆發並堅定反杜邦的內在條件。

  •  事件始末

鹿港反杜邦其實原本只是個政治議題,甚至只是一場彰化縣議員選舉當中一位參選人的選舉支票,但就由於這位參選人李棟樑忠於他的競選承諾,在當選後立即投入反杜邦工作,往後所發生及締造的一切,就遠遠大過於李棟樑的承諾,甚至大過於所有鹿港人的想像,以及統治當局所能掌控的範圍了。

如果用時間來界定,鹿港反杜邦運動是從1986年2月1日李棟樑展開連署作業開始,一直到1987年3月12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設廠彰濱工業區為止,共逾四百天。

期間我們推出了密集的文宣、舉辦「slide秀」說明會及台北公聽會、上街遊行、赴總統府陳情、衝撞鎮暴警察、到桃園縣觀音工業區進行「反公害之旅」、寫血書反杜邦、到中華經濟研究院外靜坐抗議、成立「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」、出版《鄉情》月刊、罷免鎮長王福入等等,動作綿密而愈趨激烈。

所面臨的挑戰則是中央政府及鎮長王福入的威權官僚,且一再為杜邦公司背書;更見識了台灣當時情治單位無所不在,也無所不用其極的監控手段。所幸當時的彰化縣長黃石城及縣議會都支持鹿港反杜邦運動;且杜邦公司因為未曾在台灣踢過鐵板、掉以輕心,所以除了招待官員、王福入、記者等人前往美國德州杜邦總公司參觀之外,並未使出強力的收買手段(據我所知),連家戶拜訪跟遊說都是很晚期才進行,這些則是對我們比較有利的情勢。

  • 成功的關鍵

鹿港反杜邦是一個完全發自於草根,也成之於草根的環境運動,靠的是鹿港人無比的堅持及勇氣;過程中,還有許多外地的朋友不斷挹注知識、理論、創意、熱情與溫暖,為運動一再充電、加溫。這是鹿港之所以能抵擋政府及跨國大企業聯手「威脅」及「利誘」的力量來源。

鹿港有股得天獨厚的自有能量。

鹿港雖然只是個工商業不很發達的老鎮,但「有錢有閒」的中產階級所組成的社團,在當年就高達四十幾個。這些民間社團在反杜邦期間,都發揮了資訊傳遞及活動動員的社區參與功能。另一方面,勞動階層的討海人,則因為日趨嚴重的污染而生活日漸困頓,他們深恐杜邦設廠後會危及生計,同時不滿政府長期犧牲農漁業而照顧大企業,所以空前團結,也成了反杜邦時衝前鋒的拼命三郎。

還有老人家,甚至是在學的進步學生、國外留學的子弟,也都發揮了關愛鄉土的力量。我們的遊行隊伍中,就常常是以老人家為主力,他們不是被盲目動員來的,而是在了解杜邦的危害後,不忍心子孫以後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,因此挺身而出、義無反顧。

此外,鹿港密集林立的廟宇,也在反杜邦時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;反杜邦的理念透過宗教信仰的凝聚,更形堅實穩固。

鹿港自身發出的巨大能量,還吸引了許多外地朋友的加入。他們有的來自文化界,有的來自媒體圈,還有一些是學術界的人士,例如《人間》雜誌、「夏潮聯誼會」等等,都是滿腹學問及理想而無處實踐的知識青年。他們提供了理論基礎及專業知識,加上鹿港本地菁英分子對當地民情的掌握,組合起來,就成了反杜邦運動最核心的智囊團及論述者。

在鹿港,這些知識分子的運動理論有了驗證的場所,相對的,反杜邦運動過程中所有的現象、問題與答案,又成了他們進一步研究運動理論的素材。一再反覆的驗證及檢討,又強化了運動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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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in: on 01/04/2010 at 8:04 下午  發表迴響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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